气候变化与全球安全治理：基于问卷的思考
2010年08月10日
摘要
“地球的和平有赖于我们保存生存环境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问题取代了核威胁逐渐成为对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杰茜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在《重新定义安全》一文中认为环境与国家安全利益存在紧密的因果关系，即自然资源、人口和其他环境变量将可能对经济表现产生巨大影响，继而成为政治稳定的潜在杀手。90年代加拿大学者托马斯·霍默-狄克逊(Thomas F. Homer-Dixon)则进一步考察了环境恶化与政治冲突的相关性，指出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已经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造成了暴力冲突，而这些冲突很可能是短缺造成的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暴力的先兆。他还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很难适应环境恶化带来的社会效应，因此更易出现社会动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及其影响的不断加剧，气候问题开始日趋变为一个最重要的环境安全问题。特别是国际社会在2005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2008年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以后，气候变化正在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调整和竞争的新舞台。如果国家安全的威胁是一个行动或一连串事件，而这个行动或者事件在一段时间内严重威胁并降低一国居民的生活品质，或者能够缩小国家内个人决策选择的范围，那么气候变化威胁显然将影响传统国家安全，其治理问题自然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
基于这个原因，本文对《对气候变化和国际安全的调查问卷》进行了数据整理和分析，得到了一些初步结论。受访的对象主要来自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主笔以及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外交部、科技部、农业部、环保部、财政部、中国科学院等参与气候变化应对工作的相关人士。本次问卷调查起于2009年10月，终于2010年2月，发放问卷数量60份，回收有效问卷份数48份。在问卷统计中，为方便起见，对每一个安全议题的回答选项采用了数值以替代原来的文本，即“没有影响”取值为1，“少许影响”取值为2，“影响程度一般”取值为3，“影响深度很深”取值为4，“不知道”取值为0，未回答项不取值。因此，在统计结果中出现了全距、均值、标准差等统计项目。全距反映该问题的回答项目差异范围；标准差反映离散程度，数值越小说明其一致性越高；均值用于展示各项目的影响度，数值越大说明其对安全的影响程度越深。
一 气候变化安全的三个层次和问卷设计
“环境安全是指一个人类生活共同体对环境严重不舒适性或生存威胁的感受、认知以及做出的规避、转移和克服等应对性反应”。当前环境已经成为安全问题的一个基本要素， 并且在未来将会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安全事务的核心。早在1992年1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达了对环境安全的重视：“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领域中非军事性的不稳定源已经构成对和平的威胁。”2008年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宣言》提出，“当前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与环境持续恶化、资源迅速枯竭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的矛盾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日益凸显。”
气候安全问题并非单纯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而是与经济、资源、能源等其他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2007年初，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揭示了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暖的科学事实，指出气候变化将对全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其他领域产生安全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日益引发了种种直接威胁（如极端自然灾害、极地融化、粮食危机、疾病蔓延等），并催生了一系列间接安全问题（如资源匮乏和竞争、社会族群矛盾和移民冲突、环境资源冲突等）。气候变化安全与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紧密相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将“气候变化”定义为“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在本文中，笔者把气候变化所引发的全球安全问题分解成三个层次，即传统安全治理、自然生态安全治理、资源与能源安全治理。
首先，在气候变化与自然生态安全治理层次，人类的生存行为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破坏和恶劣后果，例如矿物质能源消费、森林砍伐、沙漠化、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危机等问题。气候变化则危及人类的生存自然环境，以图瓦卢和马尔代夫为例，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海水入侵岛国，已令该国百姓的饮用水源、民居、道路、公共设施等都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英国国防部《2007-2036年全球战略趋势报告》提出，气候变化引发用水压力和其他环境灾害，将会导致军事行动和人口迁徙。
其次，在气候变化与传统安全治理层面，气候变化容易影响国内的政治稳定，诱发跨国或者国内冲突，许多严重的冲突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从传统安全挑战来看，气候安全通过水资源冲突、生态系统危机、移民危机等引发地区甚至全球冲突。2008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认为，“气候变化容易影响国内的政治稳定，诱发跨国或者国内冲突。2012年，严重的干旱和寒冷将导致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口向南迁移；2016年，欧洲国家之间为争夺捕鱼权冲突不断；2020年，欧洲因为水资源和移民的问题冲突增加；2025年，沙特阿拉伯的内战导致中国和美国海军在海湾直接面对面冲突”。
最后，在气候变化与资源能源安全治理层面，控制温室气体意味着控制能源和资源消费。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了资源大量使用以及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全球化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行为越来越频繁，气候环境成了全球化下商业、经济的一个竞争场所，气候环境也由国家问题转变为跨国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国家争夺能源资源成了冲突的一个主要来源。粮食安全问题也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之一。
根据上述三个层次的安全问题，笔者设计了“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的调查问卷，主要内容涉及以下三个部分：即：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如何看待2020年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以及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带来的主要国际冲突领域。问卷中的安全问题涉及三个层次：传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能源安全。问卷中涉及的安全议题包括：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国际气候变化移民和冲突,跨境水资源冲突,环境污染,能源安全和传统能源竞争（石油、天然气、煤炭等）,核扩散危险,环境贸易和环境贸易壁垒,粮食安全,海域资源争夺,全球疾病蔓延等。我们可以从图1中看到，上述问题对国家安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该影响度的值是根据不同选项均值打分后计算出来的均值结果。
二 气候变化与全球生态安全治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全球生态安全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水资源的取得与利用、森林滥伐、土地盐化、空气污染、干旱与洪水等。其中，以气候变化为主的全球生态安全问题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气候变化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将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可能会对中国造成许多负面冲击，洪水、森林火灾、暴风、干旱和其他极端事件在中国的发生频率不断增加。通过以下问卷（参见表1），我们发现，跨境水资源冲突、跨界环境污染转移与全球疾病蔓延都会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安全。从生态安全角度观察，气候变化引发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危机，进行全球治理就成了国际社会一致的目标。
首先，海平面上升引发的各种安全问题将引发人类生存环境危机。2007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明确将气温上升2℃设定为全球环境恶化的临界值，超越此一临界值，则气候环境恶化将会列入“危险”的状态。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目前的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革命前升高了0.74℃；到21世纪末，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将升高1.8℃-4℃，海平面将升高18-59厘米。20世纪的100年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100年，而过去的50年又是过去1000年中最暖的50年”。气温升高的冰川和积雪融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给世界各地的沿海城市构成了重大威胁，这种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和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来说尤为严重。
其次，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各种环境问题日趋严重。随着温室气体含量上升，到21世纪中叶，全球各地相当于向赤道移近550公里，冰川缩减，江河减源，陆地含水层下降，降水量及其分布发生变化。气候变化将会加剧全球厄尔尼诺现象和洪涝干旱灾害的发生。如果地球进一步变暖，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频率还会加大，农业种植区将会改观，2/3的森林可能会变成草原。对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随着地球进一步变暖，那里的水资源供应将进一步减少。根据统计，1967-1991年间，约有30亿人曾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其中占80%的人口居住在亚洲地区。气候变化将会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水资源供应不稳定、沿海洪灾和极端天气频繁发生、生态系统崩溃以及健康风险加大等五个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
最后，气候变化将使各种疫病更广泛地蔓延。极端气候事件（如干旱、水灾、暴风雨等）使死亡率、伤残率及传染病疾病率上升，并增加社会心理压力。某些传染疾病的加重也可能与气候变化有间接的关系，如疟疾是通过蚊子传播的疾病，气候变化可能使某些变暖地区的蚊子数目增加，从而加重了疟疾的发生。
尽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然而，根据我们的问卷，这些问题和传统安全类型、资源能源安全类型相比较，其重要性仍然偏低（参见图1）。
三 气候变化与传统国家安全治理
根据问卷设计（参见表3），本文设计的“气候变化与传统安全冲突”选项主要包括国际气候变化移民和冲突、跨境水资源冲突、北冰洋的海域资源争夺等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认为，气候变化引发的北冰洋海域的争夺、移民和跨界资源冲突等将会改变全球地缘政治。从安全的种类来看，涉及海洋和水资源的划分的冲突则是受访者关注的重要安全问题。
首先，从均值上分析，全球气候变化恶化到一定阶段，全球各地将会出现淡水资源减少、气候难民增加、海洋资源重新划分、国家领土被上涨的海平面淹没等结果，因此北冰洋的海域资源和水资源争夺对传统安全冲突的影响都比较大。全球水资源供应系统将发生重大转变。肯·康克(Ken Conca)通过对关于水资源的冲突的历史事件进行梳理，说明了气候变化导致水资源稀缺，并产生的各种冲突，同时也说明当前甚至2025年以后的全球制度也无法调节与缓和水资源结构性冲突。未来人类资源匮乏和环境威胁一旦超过人类的适应能力，将在世界许多地区引发冲突和争执。虽然这些威胁很难导致战争，但如果在一些战略要地(如中东、东亚、里海、北极、亚欧大陆边缘地带等)资源开发过度或者环境破坏太严重，也会对全球政治安全构成严峻挑战。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与水资源冲突对中国周边安全的影响。例如，气候变化引发喜马拉雅山地区水资源冲突以及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和缅甸之间可能的水资源冲突，许多严重的冲突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其次，从标准差分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移民冲突和资源冲突等都是安全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海洋资源划分、水资源冲突和移民冲突是当前安全领域毫无争议的热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进一步阐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会侵蚀一个国家生存的物质基础，2007年6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表的《苏丹：冲突后环境评估》也证明环境恶化、生态破坏对达尔富尔危机的直接推动作用。表四中的三个选项（国际气候变化移民和冲突，
跨境水资源冲突，和北冰洋的海域资源争夺）的标准差数值基本相同，这说明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这三种安全问题都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安全问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K. Pachauri)强调气候变化带来了海平面上升（较之前预测快50%）和引发大规模移民冲突。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206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0.6米-2.4米，一些低洼地区将被海水淹没，2010年气候移民达到5千万，2050年会高达7亿人。
四 气候变化与全球资源安全治理
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和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资源问题日益凸显，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资源短缺危机和冲突，进而会影响到整个国际体系。因此，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资源利用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不论是传统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大国，抑或受气候影响巨大的小岛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为平衡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资源利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领域。根据问卷回答情况，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资源和能源竞争将构成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
从前面的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始终紧密相关。英国国防部《2007-2036年全球战略趋势报告》提出气候变化也会导致粮食危机，并造成全球人道危机。2008年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指出，到2030年之前,“中国粮食产量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5%-10%（按照现在的情景）。在21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粮食生产将会下降37%。气候变化也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水资源。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也显示，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减少粮食供给，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
从长远来看，能源安全也是气候变化引发的重要安全问题之一。能源消费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它大约占到80%的大气层中的新增温室气体。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2020年气候变化在诸方面影响国家安全程度，这反应出气候变化推动的能源安全问题将会成为中长期最为重要的安全问题。能源和气候问题密切相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诱因是碳排放，而碳排放又是能源问题，所以气候变化的实质是能源问题。
基于下面问卷调查（参见表6）的统计结果，笔者发现，将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气候变化将对能源安全造成巨大影响。而能源安全背后就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刚性需求。气候变化危机所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为国际权力竞争带来了新的机会和特征。认为气候变化对能源安全有影响的达到89.6%，其中，认为影响一般的占31.3%，认为影响程度很深的占59.3%。根据下面的问卷结果可以看出，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新能源的挑战将推动国际气候变化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能源需求迅速攀升,所面临的全球环保压力愈发凸显。由于《哥本哈根协议》没有达成2012年后的减排承诺，2010年以后，围绕碳排放安排的国际谈判仍将十分激烈:一方面，美国和欧洲力压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碳排放量增长；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都注意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共同减排的义务。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压力下,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正在推动未来进入一个新能源时代。例如，奥巴马政府认识到气候变化和国内发展战略及能源独立性紧密相联，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具有重大影响。由于传统能源稀缺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必然逐步向适应于新能源要求的方向发展。当前，低碳经济创新是下一代能源的核心，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下一代能源的主导国。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气候变化引发的各种安全问题，特别是资源问题对中国具有强烈的现实的意义。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认为全球粮食产量必须提高70%以满足全球迅速增长的人口需求，而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对全球粮食生产构成了严重挑战。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根据估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GDP的4%，却消耗了全球26%的钢、37%的棉花、47%的水泥；中国的煤炭、石油、钢等能源消耗、建材消耗和原材料进口全世界第一；中国石油进口全世界排名第二；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到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50%；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60%左右。对这些原材料的进口(包括铁矿石、木材等)已经对全球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对一些资源输出国的生态环境带来很大压力。根据绿色和平组织2005年的一个报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热带雨林木材进口者，进口国际市场上大约50%的热带雨林木材，成为全球热带雨林的最大影响者。在能源和资源特别是热带雨林木材进口方面，中国受到质疑的问题在于，中国从马来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雨林进口的部分木材来自非法伐木。但是中国仅仅是木材及其产品世界生产链的一个环节，中国进口木材的很大部分用于加工出口，美国、欧洲和日本是这个产品链的中终端消费者，更多的责任应该由非法采伐者、最终消费者来承担。但是国际社会的一些误解、曲解和偏见使得中国承受了超过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
五 结论
综上所述，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在气候变化安全威胁挑战加剧的情况下不断发展的，国际关系的发展越发聚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安全治理包括多个层次，气候危机加剧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念，提出新的安全观念，各国政府也开始在对外关系行为中引入生态安全因素，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早在2001年发布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气候变化不同于任何其他环境问题，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将决定国际社会的未来安全。
奥兰·扬提出，“国际制度只有在全球性危机出现的时候才可能达成契约互动，才可能引起各国重视和接受制度安排”。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安全的复杂性和不可逆性不断增加，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阿瑟·斯坦（Arthur Stein）指出，国际制度就是应国际合作的需要而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气候变化的治理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机制之一，全球合作下的集体行动已经全面展开，1992年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聚集了全球几乎全部的政治资源，为全球安全治理搭建了平台。虽然《哥本哈根协议》并未达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2012年之后的减排目标，但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超越当前已经达成的国际法，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严肃地提醒世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任何危机会像气候变化这样如此清晰地展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然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一直曲折艰难，哥本哈根大会之后，谈判格局呈现出碎片化发展，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态势令人堪忧。
展望未来，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传统安全和资源能源等多元复杂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治理必须有统一的和共同的全球责任。国际社会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就气候变化安全的不同层次提高认识，为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探寻答案。首先，气候变化安全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和多层次的治理机制。全球任何角落产生的碳排放都将决定大气层中温室气体含量以及升温程度。作为全球性公共产品，任何个人或者国家都无法决定大气层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大气层温室气体浓度亟须世界各国的共同集体行动。其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及不可逆性引发国际政治资源的聚集与发散。气候变化问题具有代际转移的属性。鉴于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影响主要发生在未来，因此当前人类的后代将会承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由于气候变化安全问题不可逆的特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伤害和损失往往是不可逆转的，或者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和成本来降低这些伤害。
于宏源